第二一六章 高深莫测-《乱世太平王》

    唐朝继承了隋的盐业开放政策,但在“安史之乱”后,也开始关注盐利在战时对国家和财政的重要性。『『笔趣『『『阁Ww  W.『biqUwU.Cc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在河北平叛时,借鉴魏晋战时“食盐军管”制,曾收购景城郡(今沧州)产盐,然后统一加价出售,解决了军费不足的问题。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进行的“盐改”,对唐朝盐政影响最大。当时,唐肃宗任命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第五琦为“盐铁使”,主持全国盐政改革,推出“榷盐法”。《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

    由此,唐朝建立了以监院为基础的食盐专卖体系,形成了食盐民产、官收、官运、官售食盐专卖方式。第五琦的榷盐法也叫“就场专卖制度”,是中国古代盐业史上的一个创造。

    在此基础上,主持东南财政的盐铁使刘晏进一步深化唐朝“盐改”,控制“批”环节,将统购上来的食盐,以低于市场价批给商人,鼓励商人运销,确立了民产、官收、商运、商售的食盐专卖新模式。

    唐朝挥商人在食盐流通中的作用,调动了盐商的热情,他们批到盐后,“自负担斗石,往与百姓博易”,为能多挣钱,常常翻山越岭,深入穷乡僻壤,服务百姓。政治家韩愈曾撰《论变盐法事宜状》,充分肯定市场和盐商的作用,反对户部侍郎张平叔提出的恢复官营、全面禁榷的盐法十八条。

    唐代后期,朝廷干脆不行盐禁,统一收榷税。同时,朝廷建立“常平盐制度”,盐荒时如果商人囤积居奇,盐价“暴贵”,官盐则“减价鬻之”,以控制盐价。

    宋代产盐分为官制与民制两类,成品盐由官府统购,严禁私卖,但官府经常不能按时付清盐本。据《宋史·食货志》:“异时灶户鬻盐,与官为市,盐场不时偿其直,灶户益困。”另一方面,“盐价苦高,私贩者众,转为盗贼,课额大失。”

    为此,宋朝推出了多轮“盐改”。如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o48年),朝廷推行“盐钞法”。盐钞是一种支盐贩盐的凭证票据,此法改食盐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不再以粮换盐,而以钞代粮,令商买钞,盐商自己运销,经营成本降低,盐价稳定。

    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朝廷又将过去的盐税法全都改为盐钞法,允许私人贩卖食盐。《宋史·食货志》称:“凡未卖税盐钞引及已请算或到仓已投暨未投者,并赴榷货务改给新法钞引,许通贩。”

    盐钞,不仅在盐改史上意义重大,在金融史上也有积极贡献,它与同样由盐商率先使用的“交子”一起,促成了纸币的诞生。

    但“盐钞法”执行时弊病多多,就此,宋朝不少政治家要求“深化盐改”,其中《梦溪笔谈》作者沈括提出的“盐改”方案最受重视。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o75年),沈括向朝廷上交《盐蠹四说》论奏,其中有一点是,建议扩大商人销盐范围,减少官卖。沈括的“盐改”实施后很快见效,“盐人常价,钞有定数”。从宋真宗末年至宋神宗初年,许多产盐区一度全部放开,让盐商进入。后又创立“盐引制”,“引”即一种用来向商人出售食盐专卖权的有价贩售凭证。

    此后的元明清三朝,也都有相应的“盐改”方案,但基本上都是在宋朝“钞引制”基础上进行。其中,以清朝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的“盐改”最为成功,改明朝即实施的“纲盐制”为“票盐制”。据《清史稿·食货志》,票盐可以跨区经营,打破专营垄断,盐价立马“暴跌”。

    在国家垄断还是自由贸易这个问题上,杨柯清楚的知道从来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标准,在古代,粮、盐、布、铁、畜是五大贸易主体,盐排在第二位,这个第二位不是排名不分先后的那种排名,而是交易规模、国家税收来源比重、影响范围和群体的排名。展到后来的明清时期,盐税的收入几乎占到了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官盐专卖这一套到了明朝,越玩越大,开头时只能流通一年的盐引,逐渐有流通三十年的。会流通那么久,是因为市场需要货币。明朝中期后,市场繁荣,可大宗交易,使用铜钱太重,白银倒合适,可中国是个产银很少的国家,年产银不过十万两,南美白银大量流入前,盐引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货币量的不足,帮助了交易繁荣。但是,有一利就有一弊,盐引得太多,本身纳税凭证的作用成了问题,几十年的盐引要是真一起领盐卖,要齁死人啊?领了盐,卖不掉,盐船排成了长队,还要排两条队,一条队卖今年的新盐引,一条队卖历年的陈盐引。

    那怎么办呢?改革嘛,这就明出了窝的概念:你交出一半盐引,或者三分之二吧,政府规定某个口岸让你食盐专卖------------永久!吸引人吧?你还需要辛辛苦苦运粮草去边关吗?不需要了;你还需要辛苦贩盐吗?不需要了;你还需要盐引吗?不需要了!你占住了窝,接下来就收收那些拿了盐引急着贩盐的孝敬就行了,你还有什么可干的?你的子孙还有什么可干的?没有了,坐着收钱就行了。一个中等盐商,凭着窝,年入十万两,相当于十个亲王的年俸,二十个郡王的年俸,五千个大学士的年俸,相当于全国的白银年产量。康乾时,天下窝引百分之六十在扬州盐商手里,整个盐商集团凭着窝引,年入逾千万两,很多盐商家族百年经营,家资几百万两,而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三千多万两,所以那时的扬州,可谓富甲天下。

    道光十一年(1831),两江总督陶澍因窝商**,欠课累累,遂奏准仿照明制,在淮北废引行票。其原则是,不问新商、旧商,只要交足盐课,即可领票运盐。票商既无限制,亦不固定,就可废除根窝专商之弊。

    不久淮南、福建相继仿行。其制由运司印刷三联票据,一留作存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行运。各州县民贩,由州县给照赴盐场买盐,纳税后运盐出场,分赴指定口岸销售。盐票有大小之别,淮北一带小票每张可运盐十引,每引为四百斤,合银六钱四分,也有的小票每张可运盐一百二十引;大票每张五百引,行之于湖广、江西。

    同治三年(1864),两江总督曾国藩因当时江淮户口萧条,富商绝少,为招徕盐商,规定但有投名领票者,概准认运。其后又令各票商按一票捐银四百两之数,凡捐银者称为旧商,从此每年准其循环转运,新商不准加入。于是旧商有票,成为专利,无票者无从运盐,只好向旧商买票。票价昂贵,至光绪初,淮票一张,价值万余两,暂租亦一千余两。并且成为子孙世业,票法又成纲法,票商已与以前之窝商无异,至清亡而始终未改。

    一直到杨柯穿越而来的前生,盐的国家专卖制度始终未曾改变过,在他的心目中,官盐这个制度的形成由来已久,他的岁数已经过了万里长城了。

    群臣争论的群情激昂的时候,杨柯却如同神游天外一般,老僧入定似的稳如泰山,唐仲的眉毛不禁拧成了疙瘩,都说帝王心术,深不可测,他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杨柯的想法难以捉摸了,众说纷纭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总得有人出来做个定论、哪怕是个意见的汇总也行啊,要不然这个朝会开到明天早上也结束不了啊?他不断的用眼神去探询杨柯的意思,杨柯倒好,至始至终视若不见,当他和满朝文武是透明一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