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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宰相制既有利于发挥臣下才智，又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的权力，所以直到现在还被沿用着。

    不过这所谓成功的三省六部制也并非一直都是那么顺溜的，开元以后，中书、门下两高官官兼任六部尚书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六部官员拜相出席政事堂会议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原本由尚书都省会议裁决的政务，也就逐渐移至政事堂裁决。

    甚至出现了姚崇以中书令的身份牒汴州刺史倪若水进行灭蝗之事。开元四年，汴州刺史倪若水抵制姚崇领导的灭蝗工作，姚崇乃牒报若水，强令其采取灭蝗措施。

    虽然说姚崇和宋璟这样的人物对于大唐的发展起到的是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样的情况自然不是任何一个皇帝愿意看到的，特别是李隆基这样自视甚高的皇帝。

    由于这个转变是唐代政治制度不断演进的结果，而且许多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关系都没有随着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就彻底改变。

    在开元、天宝年间还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过渡状态，所以当时人们并未对此予以特别的关注。《唐六典》编撰完成于开元二十五年，尽管其中有的地方体现了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之后的体制特点，但没有关于这次体制变革的正面记载。

    造成这种情况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还与李林甫等吏治派官僚与张说、张九龄等文学派官僚的分歧有关。

    总之到了这个时候，这样的所谓分歧已经算是不复存在了，李倓牢固的掌控着大唐，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都大不过李倓。

    所以现在的大唐，其实李倓的权力依旧还是至高无上的，而且不管是张巡还是刘晏还是都想要保持这个现状的，这就是君臣之间的关系，和君臣是谁是无关的。

    李倓这回对于刘晏倒是一点都没有藏私，几乎是把自己的老底都快要告诉了刘晏了。

    当然，刘晏也是十分受教，李倓越是告诉他的多，他就越是意识到了之前李倓真的是一直在藏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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